2024年6月25日上午，由贵州大学佛教量论因明研究院主办、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赞助的“贵州大学因明论坛”第三讲在贵州大学东校区思贤楼208会议室举行。讲座题目为《佛教量论因明梵文手抄本的发现、整理与新近研究》，主讲嘉宾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李学竹研究员。讲座由贵州大学佛教量论因明研究院院长、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主任、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顺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王勇高级研究员、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哲学所董修元教授等出席，研究院全体师生参加本次讲座。

图一 顺真教授向李学竹研究员颁发聘书

 讲座伊始，院长顺真教授为李学竹研究员颁发聘书，正式聘请李学竹研究员为我院兼职研究员。其后，李学竹研究员向我院捐赠了全套《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

图二 李学竹研究员向研究院捐赠书籍

    本次讲座李学竹研究员主要介绍了西藏梵文贝叶经写本的来源、西藏现存的梵文贝叶经情况、西藏梵文贝叶经中关于量论因明的写本及相关研究情况。

    贝叶经（Tāla-pattra）主要书写于印度多罗树（Tāla）的叶子上，从材料的挑选到书写完成的整个过程极为复杂。至少在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的同时，梵文贝叶经也随之而来，此后200余年间，从印度陆续不断地输入梵文贝叶经到西藏，并在吞弥·桑布扎（ཐུ་མི་སམ་བྷོ་ཊ）创制藏文后不久就开始将佛经译为藏文。据现存的《丹噶目录》（ཕོ་བྲང་སྟོད་ཐང་ལྡན་དཀར་གྱི་ཆོས་འགྱུར་རོ་ཅོག་གི་དཀའ་ཆག།）记载，由梵文贝叶经翻译过来的经典论疏大约有500余部1000多卷。841年以降，由于朗达玛（གླང་དར་མ）灭佛，贝叶经的传入与翻译工作中断了百余年，直到10世纪“后弘期”之时，在卢梅（ཀླུ་མེས་ཚུལ་ཁྲིམས་ཤེས་རབ）等人的努力下，印藏佛教交流和佛典翻译工作再次发展起来，“大译师（ལོ་ཆེན）”仁钦桑布（རིན་ཆེན་བཟང་པོ）先后翻译出显密经论150多部。11世纪，伊斯兰势力侵入印度，很多佛教僧侣带着大量珍贵的梵文贝叶经大举北移，到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地区避难。由于战乱、宗教之争，以及炎热的气候、潮湿的地理环境等原因，古老的梵文贝叶经写本在印度本土几乎失传，难见其踪迹，反而在我国西藏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并流传至今。

图三 主讲嘉宾李学竹研究员

    就西藏现存的梵文贝叶经的发现历史而言，最早关注西藏量论因明梵文写本的人是印度僧人罗睺罗（Rāhula Sāṅkṛtyāyana，1893-1963年）。罗睺罗在上世纪30年代曾四次入藏寻访梵文贝叶经，并拍摄了许多珍贵的梵文贝叶经写本照片，收藏于巴特纳博物馆（The patna Museum）。同时整理出版了部分梵文贝叶经写本，陆续发表在《比哈尔与奥里萨学会会刊》（The Journal of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上。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也曾在尼泊尔和西藏等地进行考察，抄录和拍摄梵文贝叶经写本照片，其中不少写本与罗睺罗的重合。较为详细的目录近年才由斯费拉（Francesco Sferra）教授等编辑发表。前些年，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德国汉堡大学亚非研究所（Asien Afrika Institut Universität Hamburg）和尼泊尔研究中心（Nepal Research Centre）开始合作研究这些写本照片，已出版两册《佛教写本》（Manuscripta Buddhica）丛书。日僧河口慧海（かわぐち えかい，1866-1945）也曾到西藏寻找梵文贝叶经，保存在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和大正大学图书馆。这些资料的公开直接在国际上掀起了梵文贝叶经写本的研究热潮，印度、欧美、日本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科院罗炤先生曾调查过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哲蚌寺所藏梵文贝叶经，其500多页的调查笔记被称为《罗炤目录》，含近300函，1000多部经典论著。在这些贝叶经写本当中，有许多是失传已久的重要梵文原典，如大乘佛经《维摩经》，中观论典《根本中论颂》《入中论》，唯识论典《阿毗达磨集论》《唯识三十颂》《大乘五蕴论》、小乘论典的《俱舍论》《阿毗达磨灯论》，量论因明论典《正理门论》（Nyāyamukha）、《定量论》（Pramāṇaviniścaya）、《集量论注》（Viśālāmalavatī nāma pramāṇasamuccayaṭīkā），该目录至今仍是国际学界进行研究的重要参考。

    此外，西藏博物馆收藏有200多函贝叶经，多数原藏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80年代王森教授曾对这批贝叶经编写有简单的目录，被称为《王森目录》，包括259函，约1000多部经书。

    2006年，在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的特别关心下，西藏自治区政府专门成立了“西藏梵文贝叶经保护工作协调小组”，对西藏现存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哲蚌寺、萨迦寺等所藏的梵文贝叶经写本资源进行了全方位、全覆盖的普查登录、整理编目、影印原件和具体实施保护措施等工作。2012年圆满完成了普查与影印工作，并编出目录，包括近6万叶，1000多函（种）的贝叶经。整体而言，西藏所保存的与因明有关的梵文写本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既有早期量论因明的经典原著，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后期各种重要注疏，几乎囊括了每个时代重要的量论因明著作。

    李学竹研究员还详细讲解了梵文写本的前沿研究，特别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近二十年来的研究。2004年1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和思想史研究所开始合作，正式签署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奥地利科学院关于合作研究梵文文献和共同出版研究成果总协议》，共同研究梵文文献并出版研究成果，20年来出版了25卷29册《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其中与量论因明写本有关的研究成果计有8卷10册，占三分之一左右。即：

 第1卷：吉年陀罗菩提《集量论注》第1章(Jinendrabuddhi’s Pramāṇasamuccayaṭīkā），2册，斯坦因凯尔勒（Ernst Steinkellner）等校勘，2005年；

 第2卷：法称《定量论》1-2章（Dharmakīrti’s Pramāṇaviniścaya），斯坦因凯尔勒校勘，2007年；

 第8卷：法称《定量论》第3章（Dharmakīrti’s Pramāṇaviniścaya），苫米地等流(とまべち とうる）等校勘，2011年；

 第15卷：吉年陀罗菩提《集量论注》第2章（Jinendrabuddhi’s Pramāṇasamuccayaṭīkā），2册，斯坦因凯尔勒等校勘，2013年；

 第19卷：法称《因滴论》（Dharmakīrti‘s Hetubindu），斯坦因凯尔勒等校勘，2016年；

 第21卷：法上《定量论注》第3品（Dharmottara's Pramāṇaviniścayaṭīkā Chapter 3），帕斯卡尔·胡刚（Pascale Hugon）、岩田孝（いわた たかし）、渡辺俊和（わたなべ としかず） 等编，2021年；

 第23卷：法称《观相属论》及天主慧《观相属论注》（Dharmakīrti’s Sambandhaparīkṣā and Devendrabuddhi’s Sambandhaparīkṣāvṛtti），斯坦因凯勒校勘，2022年；

 第25卷：吉年陀罗菩提《集量论注》第6章（Jinendrabuddhi’s Pramāṇasamuccayaṭīkā Chapter 6），小野基(おの もとい)、渡辺俊和、室屋安孝(むろや やすたか)等校勘，2023年。

 即将出版三卷，其中量论因明文献为：阎摩梨《释量论庄严疏 成量品》（Yamāri’s Pramāṇavārttikālaṅkāranibandha Pramāṇasiddhi Chapter），Eli Franco、Hiroko Matsuoka、褚俊杰、李学竹等编。

 目前，学界正在研究的量论因明梵文写本主要有：吉年陀罗菩提《集量论注》第3、4品；陈那《因明正理门论》；阎摩梨（Yamāri）《释量论庄严疏》（Pramāṇavārttikālaṅkāranibandha）；寂护（Śāntarakṣita）《论议正理论细疏》(Vipañcitārtha nāma vādanyāyaṭīkā)。

    参与这些课题研究的主要是奥地利、瑞士和日本学者。总的来看，与量论因明梵文贝叶经的写本总量相比较，尽管举世界研究的力量，但所取得的进展可以说微不足道。比如，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吉年陀罗菩提《集量论注》的校勘工作，而且邀请了日本龙谷大学、筑波大学等许多学者参与，但到现在才出版了三品，可见写本校勘工作的艰辛和不易。

    最后，李学竹研究员总结认为：近年来，量论因明学研究在国际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得益于《西藏梵文文本系列丛书》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梵文量论因明原典。这些新资料和新文献的不断涌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研究，形成了研究热潮。研究量论因明的学者数量甚至超过了研究传统佛教哲学的学者。在日本，许多大学的教授以研究量论因明闻名，如筑波大学的小野基、信州大学的护山真也(もりやま しんや)、九州大学的片冈启(かたおか けい)、国士馆大学的渡辺俊和、早稻田大学的岩田孝，以及神户女子大学的室屋安孝等。

    量论因明的思辨能力是学习其他学问的基础。在藏传佛教僧人必学的五部大论中，最先必须学习的就是量论因明学科的代表作法称的《释量论》（Pramāṇavārttika,ཚད་མ་རྣམ་འགྲེལ）。宗喀巴（ཙོང་ཁ་པ）大师深知，只有学好量论因明，才能更好地学习其他几部大论。在印度佛教史上，无论是中观学派还是唯识学派的论师，其所撰写的论典中都涉及到量论因明。特别是唯识学派的论典，如果不了解因明比量及其运用，就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因此，印度晚期的佛教大师不仅是佛学家，也是量论学家、因明学家。对于佛学研究来说，量论因明学如同数学之于理科。由是可见量论因明在佛学研究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是佛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

    近十多年来，我国因明研究在郑堆前主任和顺真主任的领导下，以及王勇老师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显著进展，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然而，我们的研究领域多数局限于汉传因明研究，对于法称因明以及印度晚期量论因明的研究明显不足，尤其是在梵文量论因明原典的解读和梵文量论因明写本的校勘研究方面更是少之又少。如上所述，我们拥有丰富的量论因明写本资料资源优势，所以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加强梵文原典的研究。因此，希望年轻有为的学者能够积极参与梵文写本原典的研究，为我国的量论因明研究开创出新的领域，推动因明绝学研究的发展，在因明学研究史上树立起新的里程碑。

图四 主持人顺真教授

    演讲后，院长顺真教授指出，当代量论因明的研究，要以梵文写本为契机，在基础语文学的前提下，重新整理研究，进而建立当代学术意义上的量论因明学学科体系。副院长方岚博士就相关梵文写本的精校研究情况与李学竹研究员进行交流，并再次感谢李学竹研究员为我院捐赠的丛书，为我院开展量论因明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文本参考，并提出希望以后有更多交流机会，得到李学竹研究员的指导。北京大学王勇教授指出，通过李学竹研究员的介绍可知，量论因明在国际学界特别是在日本已经是显学，而量论因明成为显学是源自整个社会的需要，如果没有量论因明学的基础，就不能研究佛学，因明就是让人识破迷雾，是人类顶尖的思想。演讲结束后，全体师生与主讲嘉宾等一同合影留念。

图五 李学竹研究员与研究院师生等合影

  文字：汤  伟 谢  敏 喜吉日

  摄影：那  贺 喜吉日

  审核：顺  真

  编辑：程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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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审：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