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5日下午，由贵州大学佛教量论因明研究院主办，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赞助的“贵州大学因明论坛”第四讲在贵州大学东校区思贤楼208会议室开讲，主讲嘉宾为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哲学所董修元教授，演讲题目是《比较探源：阿拉伯经院哲学知识论与佛教量论》。讲座由贵州大学佛教量论因明研究院院长、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主任、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顺真教授主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李学竹研究员、贵州大学佛教量论因明研究院副院长方岚博士、汤伟博士以及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程瑜副教授、贵州大学哲学学院陈刚博士等出席，研究院全体同学、哲学学院部分同学现场聆听了本次讲座。

图一 主讲嘉宾董修元教授

    董修元教授指出，关注佛教量论的缘起是对阿拉伯经院哲学中原子论来源的探索。他首先介绍了阿拉伯经院哲学与犹太经院哲学等基本概念，并援引伊本·西那（Ibn Sīnā，980-1037；拉丁译名Avicenna，“阿维森纳”）《东方哲学·逻辑》（Manṭiq al-Mashriqiyīn）一书序言，说明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对于古希腊亚氏逻辑之外的东方逻辑的关注。此次讲座主要内容分为量论与阿拉伯经院哲学知识论、现量与必然知识、哲学史意义三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董修元教授对量论和阿拉伯经院哲学知识论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的结构性相似。佛教论典与阿拉伯经院哲学文献都将确定性视为知识的定义性特征，而且都用认识发生的来源和途径来保证这一“确定性”。陈那（Dinnāga）、法称（Dharmakīrti）基于所缘对境唯有自相与共相的立场将《俱舍论》《方便心论》等佛教经典所主张的多种量化约为现量和比量两种，由此奠定了佛教知识论的基本框架。阿拉伯经院哲学则根据知识发生模式将知识分为必然知识和获取知识两种，前者指神在我们心中创造的、为我们所被动接受的知识，这种知识就其自身而言是无可置疑的；后者指人发挥自身的心智能力主动获取的知识，这种知识就其自身而言是可被质疑的。在完成对于知识的划分后，阿拉伯经院哲学家和佛教量论学家都对圣言量/传述知识的可靠性产生了质疑，并衍生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阿拉伯经院哲学中，这主要表现为可靠传述或先知传统是否为必然知识的问题。所谓先知传统是指特定一神教社群的先知从神那里领受并传于众人的知识，它是以启示的方式被获得并在社群内部代代传承。对于该社群而言，这些传述是无可质疑的必然知识，然而，一旦进入宗教间对话的语境，特别是进入到与异端和异教徒（如婆罗门、沙门）的对话中，这种传述知识的必然性便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图二 主持人顺真教授

    在第二部分里，董修元教授进一步对佛教量论与阿拉伯经院哲学知识论中的现量与必然知识进行了比较。在佛教量论那里，陈那、法称将现量分为了五根现量、意识现量、自证现量和瑜伽现量四种。在阿拉伯经院哲学中，穆尔太齐赖派(如‘Abd al-Jabbār)和艾什尔里派(如al-Bāqillānī, al-Baghdādī)的共识是必然知识分为感官知觉、内知觉、成熟理智（自明公理）和可靠传述四种，其中可靠传述是有争议的，如al-Naẓẓām和穆尔太齐赖派巴格达支派便不承认其为必然知识。另外，‘Abd al-Jabbār还提供了另一种分类方式，即将必然知识划分为直接（内知觉、成熟理智）与间接（感官知觉、通过类似途径的方式获知）两类，这种做法表明必然知识不一定是直接的。同时，“类途径知识”的出现也表明，部分阿拉伯经院哲学有意突破知识的原子式孤立间断形态，进入到对于知识与知识间必然关系的讨论。

    最后，在第三部分中，董修元教授指出，阿拉伯经院哲学与佛教量论的历史关联集中体现在沙门（Samaniyya，源于Śramaṇa）及其神学怀疑论的知识论基础上。在阿拉伯文献中有过不少关于沙门的记载，基本是将他们视为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Mā warā’al-nahr）的佛教徒。而河中地区的吐火罗，在前伊斯兰时代曾是佛教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中心之一。巴尔马克家族（The Barmakids）祖先在吐火罗都城縛喝（Balkh / Bactria）修建的新寺（Naw Bahār；Nava Vihāra）成为当时中亚佛法传习的重镇，据记载玄奘西行途中曾在此系统学习过《俱舍论》和《毗婆沙论》。玄奘离开三、四十年后，约公元653-664年，阿拉伯人征服了吐火罗地区。据此可以推知，在早期伊斯兰时代佛教的逻辑学、知识论与宇宙论思想构成当地居民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关于佛教思想的输入途径问题，董修元教授认为，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佛教经论的中古阿拉伯语译本，因而，阿拉伯经院哲学中的佛教因素不太可能是通过翻译输入。董修元教授提出两种传播方式假说，一种是宗教间辩论，如早期阿拉伯经院哲学家贾赫姆与沙门关于神的可知性问题的争辩；另一种是改宗者带入，如巴尔马克家族对印度-中亚思想学术的兴趣和对梵语科学文献翻译的赞助。相较于第一种，第二种传播方式更有可能（相关探讨见Dong Xiuyuan, “The Presence of Buddhist Thought in Kalām Literature”,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8:3 , 2018, pp. 944-973）。

    在演讲的讨论环节，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贵州大学因明论坛”资助人王勇先生介绍了本次讲座的特殊缘起，并对董修元教授长期以来的帮助表达了感谢。王勇先生表示，已故的赵复三先生（1926-2015）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写过的一个词条表明，十世纪的犹太教哲学家和阿拉伯哲学家在写作过程中曾经用到过因明的三支论式和五支论式，这足以证明因明并非是佛教或印度思想的专属，它在历史上曾为其他文化所应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李学竹研究员指出，阿拉伯文献中的“沙门”一词是否专指佛教徒需要考量，同时提出了中亚地区的量论可能源自于正理派或胜论派的猜想。对前一个问题，董修元教授表示：一方面，阿拉伯人对于印度人的理解可能来自于波斯人，而波斯人习惯将佛教徒叫做沙门；另一方面，阿拉伯文献中将沙门的先知界定为佛的做法，事实上也增加了此沙门为佛教徒的可能性。对后一个问题，董修元教授表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相较于佛教，同为“一神论”的正理-胜论与阿拉伯经院哲学立场更为接近，只是目前为止并无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猜想。

图三 讲座嘉宾和参会人员合影

    贵州大学佛教量论因明研究院方岚副院长及兼职研究员程瑜副教授也就董修元教授讲座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交流和提问，董修元教授一一做了回应与解答。本次讲座极大拓展了研究院师生的学识和学术视野，研究院本硕博学生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知识和启示，激发了学术研究的热情。讲座结束后，全体师生与主讲嘉宾董修元教授一起合影留念。

    文字：汤  伟 杨  曼 向云锋

    摄影：那  贺 喜吉日

    审核：顺  真

    编辑：程  琼

    责编：赵  鹏

    编审：刘  颖